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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陕西之子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08日下午3点10分
荆三隆 ，1955.07出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法学、宗教学硕士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著有《佛教文化论稿》、《白话楞伽经》、《儒释思想比较研究》等十二部，参撰、编论著作近三十余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必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是涉及到佛教能否生存和传承发展的现实问题。退避山林泉边的庙宇和处于闹市的殿堂，都同样要感受到时代风的变幻、社会脉搏的跳动，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格局从古至今，都未曾间断过。
一、政教关系的历史借鉴
佛法东渐，就必须要面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挑战，表现在政教关系上，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还曾经交织着血腥和暴力的压制，这就是佛教界通常所说的“法难”。东晋道安在总结汉地传法三百年间的实践时，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梁高僧传释道安传》大正藏50册，352页上。]这是汉地高僧对政教关系精辟的概括和总结。当佛教适合统治者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时，就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关注，得到发展，反之就会受到排斥。汉地四次大的“灭佛”、史称“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史实，都证明了这个论点。这几次“法难”，都以庙毁僧遣、寺产充公，佛教受到重创为标志。处理好佛教与政治以及世俗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关系，是每一位弘法高僧都要接受的来自现实社会的挑战。玄奘法师以其独具卓绝的亲历，为东西文化交流事业，谱写了由民间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往来、互利共荣的新篇章。同时，玄奘法师把对教义的研修，贯穿到一生的弘法实践之中，把佛学从庙宇提升到殿堂。玄奘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把佛教的兴盛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表现出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对社会历史深刻的领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对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处理好佛教文化建设与现实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深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形成相利共赢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
二、玄奘政事观在北印和长安的实践
佛家是以心灵的般若智慧，超然于现实社会的人生理想，是以坚定的信仰，扬弃世俗功利的系统理论。因此，也必须面对世俗社会的所有诘难，要求破除一切世俗的妄有形态，在信仰的境界中奋力跋涉，永不停息，从而完成主体即个人在精神领域中观念的超越。这样，才能够精勤勇进，不畏险阻，处变不惊，化险为夷。理性地面对北印和初唐时期万象纷纭的政教关系，使佛教从庙堂走进殿堂，从民间走向士林，从印度佛学转变成中国佛学，是中国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佛教在汉地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玄奘是促使佛教从初唐时期的不被重视，到被太宗逐步接受，并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完成了这一系列根本性转变的代表人物。玄奘法师在贞观元年为“弘扬正法”，“私往天竺”。他在北印那烂陀寺求法期间，与声振五竺的戒日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后在曲女城“大法会”和有50万人参加不分贵贱的“无遮大会”上，“戒日王者，聿修前绪，笃述惠施”且“置大佛像”“而以奉施”，[ 《大唐西域记》卷五，大施场。《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897页下。]戒日王在玄奘和“诸国二十余王”的陪同下赴会，随后戒日王向十方佛陀顶礼。这两次大会表明，这不仅是统治北印的戒日王与佛教高僧玄奘的一次联袂，也是政教结合的具体表现。在五竺纷扰的政治局面和浓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中，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教之间的关系，要想建立巩固的政权是难以实现的。玄奘与戒日王共同把握了历史机遇，使佛教与王权的政事密切合作，既稳定了北印的政治格局，又挽救了大乘佛学的颓势。玄奘为代表的以那烂陀寺为中心的大乘瑜伽行派的政事观具有鲜明的特征。即把弘法理论贯彻到复杂而激烈的各种宗教，各个教派争取信众的弘法实践中去，把在山野林泉之中的禅观“内省”、经院论诵的佛家“内学”，融入到世俗社会风云变幻、迭宕起伏的政事之中，把佛学从幽静的梵刹推向了纷繁的社会。
玄奘的政事观不仅在北印的弘法亲践中经受了考验，在他返回长安之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译经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
李唐王朝在开国之初，就宣称老子李耳为王室之祖，公开表明了独尊道家的宗教政策，对佛教则归入“前弊”之列。佛教在东土的发展，必须与汉地的实际相结合，与传统的主流思想文化相融合，这是摆在每一位僧众面前不能迴避的问题。历史把改变李唐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维护佛教的生存和开拓发展空间的重担落在了玄奘的肩上。把握历史机遇，处理好与李唐王朝的政教关系，扭转佛教被排斥的局面，这不仅是佛教的事，还涉及到唐王朝能否在思想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兼容并包，开创思想活跃、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权长治久安局面的重大政治问题。
历时十六载，在享誉五竺后回国途中的玄奘，途经于阗，请信使给李世民进《陈还国表》。这封陈情表表达出玄奘对李唐王朝的政治态度。
首先，表明玄奘为信仰是“无顾身命”的，当年可以冒死西行，今日亦不惜以身弘法，这是不会更易的。并期望能得到唐太宗的理解。在这里暗含着一个隐衷：既然在天竺和西域诸国，外邦王侯对一位汉地高僧能够厚礼有加，那么日益强大、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唐王朝难道就不能对西行求法的僧人宽容接纳吗？
其次，表明玄奘在往返于五竺的岁月里，并没有忘记为唐王朝“宣皇风之德泽”，在客观上充任了一位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他“践流沙”、“陟雪岭”、征程五万所体现的献身精神，也是唐王朝蓬勃向上精神的体现。其所得之声誉，也是唐王朝和民族的骄傲与光荣。
另外，玄奘人虽未至，但善意已到长安宫阙，其陈情表的目的已经呼之欲出，昭然若揭，就是期望“早谒轩陛”，能得到唐太宗的回应，以期收到“投桃报李”的效果，达到政教互动和谐促进的作用。
对于素怀“开边”之志的李世民来说，玄奘的《陈还国表》不啻是“雪中送炭”，太宗在《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中，表示“欢喜无量”，请玄奘“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全唐文卷七》。]贞观盛世的开创者，在政权得到稳定后，急于了解外部的世界，历史为这位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契机，进而为国内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宗教政策，从初唐的“防禁特切”，闭关锁国，变为对外开放，使大唐欣欣向荣、享誉世界。中国佛教的杰出代表、伟大的思想家玄奘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取决于他对唐王朝所处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以及冷静面对佛教被排斥的现状，理性分析当时的政治环境，把自己的弘法实践与贞观政治联系起来，审慎处理与李唐王朝关系的超凡脱俗的独特能力，从而赢得了李唐王朝的青睐，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玄奘回国后，无论是译经弘法、开宗立派，与李唐王朝之太宗、高宗、武后三代往来密切，在相互间大量的表、启、书札中都有所体现。其关系之融洽、相处之长久，且代有增进，在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玄奘为唐代佛教的发展，儒释道三教的和谐、交融，各宗教的共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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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npll 在 2012年4月27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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